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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翻译的经典语录
杨绛翻译的经典语句
杨绛先生的翻译，自然不会尽善尽美，甚至也还存有不少问题。不然，她自己也不会在有生之年不断地修订，乃至重译吧。
（图：1962年的杨绛与钱锺书夫妇，彼时前后，杨开始就西班牙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可世间又有谁的译本是完善无缺的呢！求全责备，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理想，而无法是现实。是以，她的《堂吉诃德》译本，虽然算老旧了，可我在心中，依然是迄今为止市面上最好的版本。
我于西班牙语一窍不通，按理没有发言权，敢这么武断，理由倒也很直觉、很简单：
其一，杨先生的功底在那里，她的翻译功夫是很多大家盖章的。比如，傅雷够大咖了吧，他对杨先生的的翻译那也是赞不绝口，自言有些东西的味道他是翻不来的，得请出“钱伯母”那一套才行。
（图：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所用原本底本——马林（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1855-1943）编注本第6版）
可以说，杨先生的资历，当时出类拔萃，是最好的人选之一，此后文化人水准青黄不接，更是难有人及。
其二，杨译《堂吉诃德》不能视为杨先生个人的成果。她的肩膀背后，有钱钟书这等百年难得一遇的文化大师、中西学问俱精、西班牙也娴熟的语言天才，在作无微不至的指导、把关。
还是傅雷，当年写给友人宋淇的信中说过，杨绛、杨必姊妹的中译，都有钱锺书在幕后指点。《堂吉诃德》可看作钱杨伉俪的文化结晶。在百年来整个现代西方文学经典汉译史中，论才、学、识之兼具，合体后的钱杨夫妇实力，完全可说是倚天屠龙谁与争锋的！
（图：翻译大家傅雷——对杨绛的《堂吉诃德》也多有建议）
单单这两项加持，就大体可以断定，杨译《堂吉诃德》是什么样的地位。事实证明，这部书已经是经典，也曾获得西班牙政府高度评价。
说起来，杨先生搞译介工作，进而给西班牙名著《唐吉坷德》搞中译，是必然，又挺偶然。
杨先生年轻时，固是学外语出身，在苏州东吴大学、在清华大学时，入的都是外文系。可她的问题在于：
其一，和钱钟书一样，她所学专业是英文，西班牙语是她后来自学的。所以呢，张广森、董燕生既是“后来”，是否“居上”无从判断，但是多参看，就情理而言，总是有补益的吧！
（图：1986年，西班牙马德里市长亲送塞万提斯雕像至北大校园，并感谢杨绛的翻译——中立者为杨绛）
其二，她后来大学毕业，其实长期脱离“专业”，搞得是文学创作，比如散文，比如编剧等等，并曾在1940年代孤岛时期的上海声名鹊起，名气一度远远盖过钱钟书。
所以，学者张治说过，杨先生后来搞文学翻译，还操刀《唐吉坷德》，“更像是命运安排”。她本身可以靠“自由撰稿人”谋生，此前也都不“上班”，但是解放后，像她这类人都必须有“组织安排”，她才突然有了“单位”。
在1952年的下半年开始，已经40岁的她，先后被安排进入北大文学所的外国文学组、及社科院文学所外文组，从事的工作，就是翻译。《唐吉坷德》的翻译工作，既是她的兴趣，也是组织给她的工作任务。
这部书，最可靠材料，至迟1962年开始动笔，到了1978年正式出版，虽然中间有故蹉跎暂弃，可也足足花费了她十多年的光阴。
但是，平实地讲，如果真要挑刺，至少就表面因素来说，杨先生的《堂吉诃德》中译，确实可能有一些问题吧。
其一，是条件上的。如上所述，杨先生是英文出身，英语固然666没得话说，但她的西班牙语确实属于自学成才，她坚持根于西班牙原文作译，从一些专业者眼光看来，应该会有些瑕疵吧。
尽管，她深受博雅的丈夫钱锺书的影响，参考过很多英法文译本。
其二，是翻译理念上的限制。 杨先生本身就是文学家，又有高度的中国语文素养，特别注重修辞，加上她的夫君钱钟书在翻译上与她同调，在翻译上讲求“化”境（钱钟书文《林纾的翻译》），是以杨译《堂吉诃德》并非“直译”，文本上可能不是亦步亦趋于原本的，是有“再创造”的嫌疑的。
这一点指摘，我想凡是接触过该译本的，可能都会有所体会吧。就是文字很流畅，比现存任何译本都更显得“烂熟”，“很中文”。
（图：杨绛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其三，作为杨译《堂吉诃德》“顾问”的钱钟书，在很多问题上是否帮了倒忙也说不定。理由在于，钱先生外语功夫固然精湛到吓人，可他一生都搞的是学究型的学术，从没正经系统翻译过东西，更从未搞过大部头的小说中译，在认知上又往往过于自信，可能会给杨先生带去干扰吧。
这一点，依然还是傅雷，在留存下来的一些零星书信中，就曾对钱先生有非议。认为说钱先生有时对杨氏姐妹的中译苛责过深，文字呢太过讲究。
可是，综合而言，尽管学界对杨译也有些许杂音，我个人还是无条件推重杨先生的译本。
（图：后来也翻译《堂吉诃德》的董燕生先生）
近些年，西班牙语界著名专家董燕生先生，作为同书另一位译者，是否有“同行相轻”心理不得而知，总之呢是对杨译屡发攻击，视为“反面教材”。
其实，他的指责多数不当。依据呢，去年9月初，素有“外译界”裁判之誉的张治先生，终于在《上海书评》刊出万字长文，题为《杨绛译<堂吉诃德>功过申辩》，对董燕生的批评逐条反驳，结论是“不足为据”。这已经是很好的说明，兹文检索即可，我也就不多废话了。
杨先生自己，是个与世无争之人， 人生哲学是“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对于这些旁人认为的“无理取闹”，她其实都不在意。
她在去世前，常年离群索居，一方面整理夫君遗著，另一方面则是不断给自己的《堂吉诃德》中译作修正，死而后已。后辈董燕生几乎就是直白白攻击她了，她也不会生气，还为对方辩护说：
“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媒体传言，一传再传，往往失真”。
作为旧中国过来的鲁殿灵光， 别的暂且不提，单单这等风范，就是后来的学人所不能及的了，更不别说学问呀、翻译呀之类的了。
你说，当你徘徊于书店时，你会信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