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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和杨绛经典语录
钱钟书和杨绛经典语句
大学同学啊!同进清华，有时那一届最小的两个学生。钱钟书父亲（清华教授），还曾替儿子给杨绛写过情书。他们家真是高级知识分子轶事层出的地方。钱钟书还帮自己家的猫，跟林徽因家的猫打架，被林徽因骂过。
他们两家是世交，双方父母都认识，况且他们都是读书人，就这样认识了。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学系研究生，并此间认识钱钟书，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成夫妇
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里的人想出去。相信大多数人对这句话是耳熟能详的，它是“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的代表作小说《围城》里的经典句子。
的确，在婚姻的围城中，城外的人远远望城内，城内烟雾弥漫，被一种神秘笼罩，想象中是祥云悠悠，仙乐飘飘，花香鸟语，流水青松，风景无限，欣赏风景必须千方百计冲进城内；而城内的人却认为熟悉的地方是没有风景的，梅花香在城外的小道旁，痛苦时只有到城外掬一捧清泉才能洗去忧伤。
但是，作为《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先生却与她的妻子、著名的翻译家杨绛女士，共同构建了一座充满幸福的围城，一座两人永远都不想出去的围城。
古月堂外的初见
1932年的春天，清华大学的校园春意盎然，花香袭人。杨绛去看望同来清华借读的老同学孙令衔，孙令衔也正要去看望表兄，而其表兄正是当时已是清华名才子的钱锺书。所以，钱锺书与杨绛的一见倾心是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古月堂的门口。
后来，杨绛和钱锺书都追忆了此次机缘巧合的初见。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也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
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带一副老式眼睛，满身儒雅气质。
在中年时期，钱锺书在诗歌里也描述了这次初见的情景：
頡眼容光忆初见，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可见当时杨绛“蔷薇新瓣浸醍醐”的红润脸庞，给钱锺书留下了多么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之后，两人便开始交往。期间，钱锺书鼓励杨绛报考他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外文系研究生，并时常给予帮助辅导。1933年，杨绛通过一年的努力自学和钱锺书的悉心辅导，果然一考而中。两人的感情也在清华大学甜蜜的相处中，迅速升温，两颗年轻的心愈靠愈近了。
情投意合的“闪婚”
1933年初秋，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暂时不能与杨绛见面。相思的煎熬使钱锺书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期间他创作了不少具有李商隐风格的爱情诗，比如：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这是钱锺书对杨绛回信不多的“抱怨”，可见钱锺书对杨绛的想念。虽然钱杨二人频繁通过书信谈情说爱，实际上双方都未告知父母。
然而，无巧不成书，杨绛给钱锺书的一封信被钱父钱基博拆开，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至此，两人的恋情大白于双方家人面前，钱家觉得杨绛“乃如意媳妇也”，而杨父对钱锺书的印象也极佳，视如“乘龙快婿”。
1933年，钱锺书和杨绛在苏州订婚。此时，钱锺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杨绛则仍回北京清华，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
1935年初，钱锺书完成了光华大学任教的服务期，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学识渊博的他以最高的总成绩，成为了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此时，钱锺书希望自己的未婚妻杨绛与自己一同出国。
杨绛知道钱锺书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如果自己与他一同出国，还可以照顾他。另外，同去的话，两人也免受两地相思之苦。因此，两人决定在出国前结婚。
1935年的7月，钱锺书和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家大厅内，举行着西装婚纱、伴乐队演奏的西式特点的典礼。礼毕客散之后，二人迅速换装，带上出国的行李，由钱家人接到无锡七尺场钱家，举行了叩头鞠拜的中式仪式。
自此，钱锺书和杨绛结为伉俪，携手走进了幸福的围城之中。对钱锺书有独到研究的胡河清说：钱锺书杨绛伉俪，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嫌锋刃。
异国他乡的甜蜜
新婚燕尔，钱锺书和杨绛便启程远赴英国。他们在海上整整漂流了一个多月，二人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知心话，日子也过得不怎么寂寞。
当然，新婚夫妻是要有磨合的过程，在船上二人发生了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争吵。原因只是为了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杨绛说钱锺书的读音带有乡音，钱不服，两人都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最终两人讲和后，都觉得吵架很无聊，便讲定以后两人要共同商量，商量不妥，各持异议，不必求同。此后两人再也没有商量不通的事情了。
到达英国后，钱锺书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为了节省学费和食宿费用，杨绛在牛津作了旁听生，借住在一个叫老金的人家里。
不久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二人搬了出来，租住了一名爱尔兰人的房子。搬到新居的第一天早上，因搬家极度劳累的杨绛没有早醒，向来“拙手笨脚”的钱锺书竟然大显身手，把自己亲自做的，有黄油、果酱、蜂蜜的“西式”早餐，用小餐桌直接端到杨绛的床前，蜜味的早餐、蜜样的情意，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杨绛满心幸福！
当然，料理日常生活繁琐的人还是杨绛。钱锺书想吃红烧肉，国外买不来必备的配料。杨绛就多次“试验”，用雪利酒代替黄酒，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钱锺书吃得高兴，杨绛心里更高兴。
当然，杨绛的辛劳钱锺书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幻想着仙人能给一副“辟谷方”，可以不用吃饭而长命百岁，为此还赋诗一首：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做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四句诗读来情意浓郁，趣味盎然。
1937年5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出生。躺在医院里杨绛当然不能再照顾钱锺书的饮食起居了。被“宠坏”的钱锺书每天到医院探望杨绛时，经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今天是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明天是弄坏了门轴，门上不了锁；后天是额骨上长了一个大大的疔，疼痛难忍。产后虚弱的杨绛每次都微笑着回答六个字“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不要紧，我会治”。
尽管在牛津的生活忙乱繁重，天生带有几分“痴气”的钱锺书，偶尔的痴性发作，还为生活增添了几分欢乐。一次，杨绛午睡未醒，童心未泯的钱锺书便想趁机给她画个大花脸。刚落笔，便惊醒了杨绛。没想到脸上的皮肤比宣纸还吃墨，杨绛把脸皮洗到快要破了，才勉强看不出墨痕。“理亏”的钱锺书再也不搞恶作剧了，而是画了一幅杨绛的肖像，上面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带着一岁多的钱瑗，乘坐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外交官和诗人冒效鲁。冒效鲁有一首诗反映了与钱杨一家三口在旅途中的“狼狈”和自乐的情景：
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顾妻抱女渠自乐，丝丝乱发攒鸡窝；夜深风露不相容，绿灯曼舞扬清歌。喧呶聚博惊座客，倾囊买醉颜微酡。
钱锺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在诗中可谓呼之欲出。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锺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经过二十多天的颠簸，他们才上了岸，上船时胖乎乎的“瓷娃娃”钱瑗，下船时已经成了一个瘦弱的小婴孩，夫妻俩心疼的不得了。
动荡年代的坚守
此时的国内，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回国后，钱锺书辗转赶赴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带着钱瑗回到上海。
当时钱家和杨家都逃难避居在上海，居处都十分狭小。杨绛母女有时挤居在杨家，有时挤居在钱家。此时，杨绛应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的邀请，担任了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低调的杨绛勉为其难，自谓“狗耕田”。
此段时间内，钱杨只能靠鱼雁传递信息，倾诉思念之情。后来，钱锺书因故辞去西南联大的工作，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1941年钱锺书辞湘返沪，像“痴汉等婆娘”一样等待重返西南联大任教。失去工作的钱锺书只能和杨绛厮守上海，苦度沦陷生活。
1942年春，钱锺书才被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聘为教授，拮据生活稍有缓解，屡遭厄运拨弄的一家人终于能生活在一起了，日子虽然艰苦，却是一家人同甘共苦，钱锺书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在这苦难的岁月里，杨绛笔耕不辍，写出了《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两部话剧双璧，就在杨绛的话剧创作如日中天之时，为了满足钱锺书“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杨绛甘愿放下一切，作钱锺书的“灶下婢”。
小说《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记录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烟煤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的《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这种“灶下婢”的精神可敬可爱，令钱锺书也无比感动。正如其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艰难岁月的相扶
1949年5月，钱锺书和杨绛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两位曾结缘于清华，并在此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又双双回到母校，执掌教鞭。
钱锺书主要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职教授。当时，钱锺书和杨绛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两人总是形影相伴，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
1952年下半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因此，在1953年年初，钱锺书和杨绛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成了研究员。
之后又经历了一场考验，两人都默默忍受,彼此更加体贴，互相照应，尽力从煎熬中享受生活情趣。当时社科院朱寨的一段回忆中曾这样记述：
当年的中关村，真是名副其实的郊野风味。树木郁郁葱葱，田园绿荫，特别是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时，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正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
次年10月下旬，钱锺书和杨绛按照文学院的安排来到北京郊区下乡。期间，钱杨二人只能书信往来，以慰牵挂。杨绛后来也回忆了这件事：
默存在家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棉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我攒了不到二十封时，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
很可惜，这些珍贵的信并没有保存下来，全由火神“收藏”了。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但是，杨绛在经过前几次“事情”之后，已经有点儿“神经质”了，很害怕将来“白纸黑字、百口莫辩”。所以信攒的多了，只好硬硬心肠，付之一炬。后来，杨绛常常后悔自己毁了“默存一辈子写的最好的情书”。
痛彻心扉的别离
1977年上半年，经历过又一场人生考验之后，钱锺书和杨绛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工作。1978年钱锺书的巨著《管锥编》正式出版。此时的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著译巅峰。
随着岁月的流逝，钱锺书和杨绛年事渐高，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1994年开始，钱锺书的身体一直欠佳，始为膀胱部位癌变，后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
在钱锺书住院的近两个月里，杨绛在病房里放了一张床，日夜服侍。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都让她回家休息休息，暂由别人照看一下，她却一往情深地说：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病中的钱锺书也十分心疼杨绛，劝她回家做休整。晚上钱锺书失眠，杨绛陪坐，两人轻声夜谈。钱锺书拉着杨绛的手说：“你不失眠，最近睡的挺好，白天一累，夜里打呼噜打得跟咱家原先养的猫似得......你告诉浙江文艺，他们不是让我给你的散文集题字吗？我写。”伉俪感情之深笃，于此可见。
此次病愈之后，钱锺书又多次住院，杨绛一直陪在身边。在钱锺书不能进食的情况下，杨绛每天在家里熬好鱼汤或鸡汤送到医院里，以便与医院的营养液合在一起。
祸不单行，钱锺书还在病床上，1996年上半年，钱瑗又因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八十多岁的杨绛两处奔波，心力交瘁。病来如山倒，1997年3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但是，想想还在病榻上的丈夫，已经孱弱如纸片人的杨绛将失女之痛深藏，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钱锺书。
但是，再好的照顾、再深的眷恋也未能挽留住丈夫的性命，1998年12月钱锺书也撒手人寰。弥留之际，杨绛始终陪在钱锺书身边，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安慰。钱锺书停止呼吸，杨绛亲吻他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
按照钱锺书的遗愿，杨绛为钱锺书举办了非常简朴的葬礼。在钱锺书的遗体被推进火化间时，旁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相濡以沫一生的伉俪，就此阴阳两隔。痛彻心扉的杨绛只能默默地凝视丈夫最后“两分钟”。
似海深情的绵延
死者如生，生者无愧。1998年钱锺书去世之后，杨绛还是在为丈夫活着。年近九旬的她用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锺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井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
2013年，102岁高龄的杨绛得知香港的收藏人要公开拍卖钱锺书生前的“书信手札”。杨绛认为书信是丈夫的个人隐私，坚决予以阻止，叫停拍卖。为此，杨绛不惜诉至法院，此事以拍卖公司的撤拍作为了结。这个百岁老人再次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尽显“护夫”深情。
早年，钱锺书为感激妻子，在短片小说《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与季康，绝无仅有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何等深情、何等中肯的评价！
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苏轼有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短短的百十字，深切地表达了苏轼对已故爱妻的深切怀念。失去钱锺书的杨绛，形影相吊，过去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浮现在眼前，在那些琐碎里，凝结着化不去的深情。
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执子之手是一种境界，相濡以沫是一种境界，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境界。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不离不弃。那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之间生命中的温暖。
2010年10月，杨绛在中秋节期间写下了《忆锺书》的诗句，道出了对丈夫无限的怀念：
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生相提携。何意忽忽暂相聚，岂已缘尽永别离。为问何时再相见，有谁能识此天机。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凄。
2014年，杨绛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最可贵之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
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我不少心力和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人间再无“我们仨”！
在使人悲伤和悸动之余，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再也不用分别！
杨绛在2011年百岁之时，接受了《文汇报·笔会》的访谈，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相互欣赏吸引、支持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百岁老人，百字箴言，字字玑珠，句句真情。在这样一个滥情的年代，我们庆幸还有这样真挚浓烈的爱恋、这样情深意坚的伉俪，值得我们永远膜拜和祭奠。
作者：温暖前行，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并认识钱锺书。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1932年，春，古月堂。
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入夜时，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女友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谑为“去胡堂走走”。
那时候的清华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无论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那一位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名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当时，他，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三杰”，他又格外出众些，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他是江苏无锡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他的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他在家中是长子。
他的中学时代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而他的国文由父亲亲自教授，也渐渐有了深厚根基，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未考入清华之前，就以代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作序，后来书出版时就用的他的序文，一字未改。
他的国文和英文很好，数学却极差，幼年时他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却能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他是1932年春考入清华的，入学考试时，他数学得了零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但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校长罗家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文名就已传遍了全校。
他并没有让罗家伦失望，清华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别人都挑灯夜读，他却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的读书数目之多，涉猎范围之广，让同班同学叹而观止。他的一个同学饶余威就曾感叹过：“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在文科方面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恋书成痴，读书于他全然不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辞典都看得饶有兴趣，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他要等的这个女孩子名叫杨绛，她小他一岁，完全是他的同道中人，将阅读视作生命。
杨绛是今年考入清华的，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就读。她和他是同乡，也是江苏无锡人，但后来定居苏州。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亚于他，在苏州，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他曾赴美日两国留学，获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他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历任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等职。他有两部有名的著作《名学》《逻辑学》，流传后世，连钱穆也说深受其影响。杨绛还有一个姑母，名叫杨荫榆，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后来，在日军攻陷上海时为维护学生而被枪杀。
她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她开始念书的时候，喜欢在课堂上淘气，她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吹着吹着就笑起来，老师看到了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全能准确无误的答上来，老师十分惊讶。自小就聪颖异常的她很得父母和姑母杨荫榆的喜爱。
十七岁的时候，她考入了江苏东吴大学，一年后分科，她选了政治系。可其实她的兴趣并不在政治，她喜欢文学，可是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文科里比较好的法预科和政治科，她想选法预科，这样将来可以做父亲的助手，还可以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可以为写小说积累素材，可是父亲并不同意她学法律，大约是他觉得社会黑暗，宪法如同虚设，从而对法律失了望，又抑或他觉得法律沉重，于一个女孩子并不相宜，总之，他坚决不要她当他的助手，于是，她只好改了政治系，因为不喜欢，她对课程只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三年下来，她对文学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三时，她得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并不包括生活费，美国生活费昂贵，她不想增添家庭的负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压根就不打算继续攻读政治，她并不觉得洋学位多了不起，她宁可考清华的文学研究院，她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念自己最喜欢的文学。
她果然考入了清华，一入学，她便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她的程度令梁宗岱刮目相看，他问她法语是什么学的，她坦然道：“自学。”
杨绛的才气和聪慧并不亚于钱钟书，他和她，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门当户对，佳偶天成，连她的母亲都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他们在清华一起呆了一年，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因为他格外出众的才华，清华希望他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可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学能力，而且水平并不比在校的研究生差，没必要在同一间学校再学重复的东西，在文学上面，他向来是极自信的。
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命，去了光华大学任教。
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他做了很多情诗，皆是旧体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首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放在唐宋佳作中也毫不逊色，他还写过一首诗，内有一句“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运用的宋明理学家的语句，他从不写当时流行的新诗，一律用旧诗体，旧体诗需对仗工整，且讲究平仄，比新诗难做，他却写得挥洒自如，他还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的才气就是在这样的小事处也会一一彰显。
他的诗虽做得好，她回信却并不多，她对他说，她不爱写信，他有些抱怨她，“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后来，他写《围城》，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连父亲钱基博也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信，从而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他这么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夸奖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他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至亲好友。
他和她本是自由恋爱，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他觉得这事颠倒了，她也觉得很茫然，“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默存是他的号，她喜欢叫他默存，而他也喜欢叫她“季康”，季康是她的号。
订婚后，他仍在光华大学授课，她回清华继续念书，她还有一年毕业，这时的她，在清华已经崭露头角，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写作”课上，她教过一篇作业，叫《璐璐，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细腻动人，朱自清很是赏识，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 文艺副刊 小说选》中，出版时题目改为了《璐璐》，署名是季康，那本集子一共选了25位作家，共30篇作品，和她一起选入的还有沈从文，萧乾，老舍，李健吾，凌淑华……，都是当时的名家，她以一篇学生习作被选，难得可贵。
她这么文才出众，又是大家闺秀，在男多女少的清华自是极受瞩目，虽已订婚，但终究还未成婚，未婚夫又不在身边，所以，爱慕她的人不在少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她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生得美，很多年后，有人为钱钟书做传，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
钱基博并没有看错，她一直都是理性明慧的女子，世间女子，大凡听到别人夸自己美，就算有一两个面上不露出来的，也会在心中暗喜，她却是例外，其实那些不相干的外人看她美不美又什么要紧，只要在情人眼中她是美的就行，也只有情人的认可方是真的赞誉。对容貌一事，她极是通达，所以，她没有在清华一干男生的追求中昏了头脑，飘飘然自恋成“公主”，一如她的文，她的人也一直保持着内敛和素净。
又过了一年，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有哪一个念西方文学的人不向往英国呢？莎翁，狄更斯，曼殊菲尔……那些英伦作家的名字在课本里如雷贯耳，而他们描写的那个国度，那多雾的伦敦，那泰晤士河上迷蒙的晓雾，那些优雅的英国绅士和穿苏格兰格子裙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如梦境般在她的世界里夜夜上演，三年前，她拒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次，她连毕业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向同他一起离开，能和志同道合的心爱男子，去梦想之地游学，这当是年少时最叫人愉悦的事了。
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
婚礼仪式一共两场，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长纱，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及提拖地长纱的花童，有伴娘伴郎，还有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迎娶至无锡后，钱钟书家的那场，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的来。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繁琐，他穿的黑色礼服，浆洗过的挺直领圈已被汗水浸得软耷，她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裹着，早已从头到脚湿透，仿佛从水里捞了出来，他们一起步入席间，给宾客敬酒，在忙乱和喧哗中，偶尔相顾一笑，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明。
从前，她和他提起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她有些自豪道，他说，清末状元张骞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他也把张骞致他父亲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她哑然失笑。
“江南才子”是否张骞敷衍送人的，不得而知，但她与这赞誉却是缘分非浅，她“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四个字。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
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终于有了两人平静相对的时光。
船行海上，猎猎的风吹过，空气中有咸凉的气息，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她陡然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他，这叫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虽然她也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牛津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他们抵达牛津时，学校还未开学，他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Exeter（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又不肯，于是，她做了牛津的旁听生。
她偶尔去听课，大部分时候，她都呆在图书馆里，牛津的图书馆古老而恢弘，中世纪建筑宛若一座城堡，还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她便在图书馆中寻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如今，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牛津图书馆，又有大把空闲时间，她开心异常，于是定了计划，比照着文学史，一本一本读书。
午后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她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她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厅中，常常只有她一人，那样的清静，连她写字的沙沙声也清晰可闻。
下课或放假的时候，他也会过来，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有时候，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那里可以借到十九世纪作品和通俗书籍，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入夜了，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高大的警察慢吞吞走着，挨家挨户检查大门是否关好，邮差也识得他们，半道上遇上了，就把家信给他们，小孩子会和他们要信封上的中国邮票。牛津就是这样静好的小地方。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巴黎大学比牛津自由，他们更加肆意的读书，他们除了英文，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是他，不仅读法文，还读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他们的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
除了一起读书，他们还一起读诗背诗，中文的，西文的，都来者不拒，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等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她生阿圆的时候，他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医院，他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就这样，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他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还很丰盛，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很多年后，有个叫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曾在他的《射雕英雄传》中写过一对夫妻，黄药师和他的妻子阿蘅，这虚构的情侣像极了他们，都是聪明骄傲才华卓越的男子，和才智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妻子，只不过黄药师和阿蘅是幻想中的神仙眷侣，而他和她，是红尘俗世里的珠联璧合，有谈诗论文心犀相通，有柴米油盐磕磕碰碰，方叫圆满。
他们在巴黎呆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当时，清华北大为避战乱，都已南迁至昆明，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他应清华的邀约，将往西南联大教书，而她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
她在上海，一方面照顾父亲和阿圆，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工作虽辛苦，却有亲情的安慰，他远在昆明，却过得并不如意，他本就才高过人，如今留学归国，学术更是精进，在中国，出头鸟总是被打的，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还常有戏谑之语。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讽刺刻薄之能事，放在西方，这是文人的幽默，放在中国，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他在西南联大只呆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正好他的父亲也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他便也去了湖南，他在那里干了两年，组建了师院的外语系，1941年暑假，他获悉清华将重聘他回校任教，于是他辞去了蓝田师范的职务，回了上海，他住在家中，一心一意等清华的聘书。
可是，聘书迟迟未寄，他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梅贻琦校长亲自发电报挽留，可他却没有收到，直到清华校方又发电报来问他为什么不回梅校长，他才得知之前梅校长发过电报，可那时他已经往蓝田师院赴任。
两封信件都“失踪”得这么凑巧，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何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说，他受排挤，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笨，吴宓太迂”，这句话他有没有说过，已不得而知，吴宓是赏识他的，为了他还和清华据理力争，称清华无容人之量，但是，在西南联大时，他也真的得罪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不管是不是为着这句话。
他是心高气傲的人，碰了两次钉子，自然不愿再回到不受欢迎之处去，于是，当陈福田来上海完成聘他的任务时，仍没收到聘书的他，客气的拒绝了。
他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呆便是八年。
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那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于是，她换了另一份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
她的父亲去世了，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已大不如前，他们不愿向家中求助，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时，两人纵是这样辛苦，仍敌不过物价飞涨。
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她持续不明原因低烧，他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他们的宝贝“阿圆”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比之他们在巴黎在牛津的美好岁月，这是一段太过艰难的岁月。
可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她劈柴做饭的时候，戏称自己做了“灶下婢”，他逗女儿，有什么好吃的总“欺负”她，说“baby no
eat”（宝贝不能吃），看她发愣便哈哈大笑，他乘女儿睡觉，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他总和她一块淘气一块闹。
生活的艰难，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他写出了著名的《围城》，这部作品让“钱钟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她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被李健吾赞誉道：“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面有修养的灵魂。”
战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那年夏天，他们被清华聘请，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中国的生活。
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就像在牛津时他不肯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投靠外国富翁改行读哲学，他们并非无路可走，可是他们留在了自己的祖国，而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唱“爱国调”谋什么高职，“我们不愿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不愿做外国人。”
这八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艰难，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文革岁月，他们被下放至干校的时候，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十年文革，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
战乱和贫穷改变了许多东西，但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那便是“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