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冰心经典语录
转载一下，这是写得比较详细的。冰心和林徽因的恩怨纷争始末（来源于韩众城的博客）
按语：冰心是二十世纪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在我国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其文学作品影响了好几代国人，被称为“世纪老人”和“文坛祖母”。林徽因出身名门，学识渊博、才貌出众，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建筑学家和文学家。她们之间的失和也引起了人们相当高的关注度。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感情纠葛成为当时民国最大的花边新闻。徐志摩于1931后去世后，林徽因的身边一些比较固定的朋友经常去她的住所聚会，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化沙龙。著名女作家冰心当时曾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林徽因及她的朋友们进行影射，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从而使林徽因和冰心的矛盾公开化。
在本文中，作者力图将冰心和林徽因缠绵了近一个世纪的恩怨纷争详细的诠释，将这两位二十世纪中国最知名女性的失和始末展示出来，供大众对此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一）冰心成名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闽候（福州）人，生于1900年，比林徽因大4岁。
1918年，冰心入读燕京大学女校（协和女子大学），“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
冰心有个表兄叫刘放园，在《晨报》担任编辑，他从冰心的一篇短文中看出她的文学才华，于是鼓励她写作并为她提供作品的发表园地。在此期间，冰心创作了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并在《晨报·副刊》发表，其中她的系列诗《繁星》、《春水》发表在《晨报·副刊》后，极受追捧，风靡一时。
冰心的代表性诗作《繁星》、《春水》都是长短句组合而成，是用一些美丽的词藻堆集，更象一种空灵情感的流露，一种自由体小诗，这无疑受到了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影响。比如《繁星》中第96首，只有廖廖三句“影儿落在水里/句儿落在心里/都一般无痕迹”，其他的也相差不多。
但就是这样的诗，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文化从古文转型到现代文体的时候，迎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为冰心赢得了极大的名声，她的这种自由体小诗也被人称之为“春水体”。
冰心发表这些新诗的时候，还是一名燕大女校的学生。据说，著名文学家周作人先生在燕大女校在课堂上讲解《繁星》时，有一个名叫谢婉莹的姑娘红着脸、低着头在下面听讲。有趣的是，那时周作人先生不知道这个叫谢婉莹的学生竟然就是《繁星》的作者冰心。
冰心成名很早，名气也很大，冰心因诗作出名早于徐志摩和林徽因。不过，将近一百年后的现在，如果拿冰心的代表诗作和徐志摩及林徽因的代表性诗作比较的话，显然《再别康桥》（徐志摩代表性诗作）和《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代表性诗作）比《繁星》、《春水》更受读者的喜爱。
徐志摩和冰心的朋友、著名作家梁实秋曾这样评论说：“《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园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也许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便成一集。这是一种最易偷懒的诗体，一种最不该流为风尚的诗体。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于诗；《繁星》《春水》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
当时《晨报·副刊》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刊载过鲁迅、冰心、叶圣陶等人的小说，周作人、朱自清、胡适、瞿秋白、俞平伯、冰心、叶圣陶等人的新诗。还是学生的冰心和这些文坛巨匠们一起发表作品（特别是她的代表作品新诗《繁星》、《春水》），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她也获得了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美誉。因此，可以说，冰心成名很早。
1923年，冰心在燕大女校凭借文学创作的突出表现获得了“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并得到燕京大学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赴美留学。
就在这次冰心赴美留学的“约克逊”号邮轮上，冰心邂逅了她以后的丈夫吴文藻。
冰心和吴文藻赴美后，冰心到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吴文藻则进行达特默斯学院攻读社会学，尽管分赴两个学校各奔东西，但书信来往不断。这样，他们逐渐相知、相爱，成为一对恋人。
冰心刚到美国两个月的时候，就因肺结气枝扩大的旧病复发导致吐血，不得不住在疗养院里。在养病期间，冰心经常看一些名人的警句以自勉，她尤其喜欢清末诗人龚自珍分别出自两首诗中的两句诗“世事沧桑心事定”和“胸中海岳梦中飞”。
1924年，冰心托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向梁启超先生求书龚自珍的这两个断句。梁启超和刘放园很熟悉，但他当时没有写，直到1925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日），梁启起为冰心写了龚自珍“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对联，交刘放园收好。
（这幅对联是冰心1926年回国后才看到的。后来冰心一直把这幅对联珍藏在身边，装裱悬挂在室内。历经多年战乱及“文革”岁月，1983年冰心乔迁新居时，又重新将此联找出，悬挂于客厅显要位置，招待八方来客。）
在冰心赴美之前，她建议《晨报·副刊》开设《儿童世界》专栏。于是从7月赴美时，冰心开始撰写《寄小读者》系列通讯散文，寄回《晨报·副刊》上刊登。冰心从美国留学期间至1926年回国，《寄小读者》一共写成29篇通迅散文，寄回国内逐篇发表并于1926年结集出版。
冰心《寄小读者》的这个系列的散文，是用第一人称的语气，对国内的小朋友述说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述了自己的域外风光以及对往事、祖国、家乡的怀念之情。其文笔细腻、委婉含蓄、隽丽流畅，文章中处处体现了一种“爱”的情怀，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儿童文学作品。
冰心当初写作时想往“童趣”的上面靠，结果写着写着就有饱含深情的叙述了。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白话文刚刚兴起，像冰心这种体裁的优秀作品很是少见。因而《寄小读者》出版后，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好评，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她的这种婉约轻灵的散文风格也被人们称之为“冰心体”。
（二）相识伊始
1924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当时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必须有两门外语。中国留学生除了会汉语和英语外，还要学习一门其他语言（比如法语、德语等），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在暑期相约在康奈尔大学补习语言。
1925年暑期，梁思成、林徽因去康奈尔大学补习语言，遇到了也在这里补习法语的吴文藻和冰心，于是他们便有了在美国的交往，甚至出外野炊。
梁思成和吴文藻都毕业于清华学堂，是同窗好友，据说在清华时他们还同住在一个宿舍。吴文藻是1923年赴美留学攻读社会学；梁思成因车祸致腿伤，在北京的医院休养一年后，于1924年与林徽因等人赴美留学攻读建筑学。因此，吴文藻和梁思成虽然是同学，但是并不是同一年赴美，梁思成和林徽因比吴文藻和冰心迟后一年来美国。因为梁思成和吴文藻的关系，冰心和林徽因认识了，经过一个暑期的接触，她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相互了解中，冰心和林徽因居然发现她们都是福建闽候（现在福州）同乡，冰心的故居竟然原来是林徽因堂叔林觉民的旧居，1911年林觉民在“黄花冈起义”中不幸被杀害后，林觉民的父亲为了避祸，遂将旧居卖给冰心的祖父后远走他乡，后来冰心在1911年至1913年在这里住过两年。有了这层渊源，冰心和林徽因更是倍感亲切。
冰心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的时候，林徽因才华还未绽放，人们对林徽因的印象还只是徐志摩婚恋绯闻中的女主角；印度老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的临时翻译；发表过几首小诗而略显青涩的女学生。但是，冰心的感情经历却是非常平淡，远不如比她小4岁的林徽因丰富，当时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已是国人尽知的事实，因此她们聊天时自然也会说到林徽因的这些往事，林徽因也会向这位同乡阿姐吐露自己不愿接受徐志摩的原因。
后来冰心曾这样回忆道：“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16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
暑期补习结束后，梁思成、林徽因和吴文藻、冰心这两对恋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
这四个人，最先回国的是冰心，她是1926年获得威尔斯利学院硕士学位后，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先生邀请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的。吴文藻是1929年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任教。
1929年6月25日，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婚礼，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是他们的主婚人。司徒雷登校长对冰心夫妇非常器重，还特意将燕南院新建的66号独栋小洋楼分配给他们夫妇居住，这种优厚的待遇使得燕京大学延揽名师的美名传遍京城。
回国后吴文藻本来是要到清华教学的，清华大学只请这位哥伦比大学社会学博士担任副教授。当时冰心的名气比吴文藻大的多，因为冰心的原因，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请吴文藻到燕京来担任教授，这样吴文藻就到燕京大学了。当时民国高校有一条规定，就是夫妇俩人不能同时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因此，冰心不得辞掉燕大的教职，转至清华大学和女子师大任兼课教授。
冰心成名很早，年纪轻轻就是名教授，也一直自视清高。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对冰心有这样的记载：“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林徽因和梁思成是1928年3月在加拿大结婚，于1928年8月回国的。林徽因（1924年赴美）和冰心（1923年赴美）差不多同期留洋，又差不多同时回国（林徽因1928年，冰心1926年）。这次她们回国后，看到中国文坛最大的变化就是“新月派”的迅速崛起。
1925年1月，徐志摩接替孙伏园出任《晨报·副刊》的主编，接管了这家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
徐志摩交际广泛，身边很快团结了胡适、闻一多、陈西滢、陈梦家、梁实秋、余上沆、凌叔华、沈从文、李健吾等作家，《晨报·副刊》由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之一转变成为“新月派”的主要阵地，徐志摩也成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
《晨报·副刊》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很大，像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冰心等人都是该报刊的主要撰稿人，其中以鲁迅先生发表的《狂人日记》、《故乡》等作品名气最大。同时，《晨报·副刊》也是冰心的成名地，冰心对这份报刊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26年，冰心回到燕京大学任教，此时《副刊》已经由徐志摩出任主编，她还会像以前一样，在《晨报·副刊》发表一些作品。但冰心自视清高、洁身自好，对于“新月派”的人马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徐志摩也是敬而远之，对徐志摩等人的诗歌创作认为其太过悲观而持保留态度。
1928年，《晨报·副刊》因故停办，“新月派”的重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新月派”主要人物徐志摩、胡适、闻一多、余上沆、邵洵美、张禹九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并且创办了《新月》月刊。
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首次发表了徐志摩的新诗《再别康桥》，徐志摩这首新诗发表后，石破天惊、好评如潮，他也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霸主地位。
几天后，徐志摩从上海前往北京探望病重的恩师梁启超，其间曾到清华大学拜访朋友罗家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张彭春（清华大学前教务长）等人，晚上路过燕京大学时，和在燕大担任教职的冰心女士不期而遇。
徐志摩在知识界人缘极好，交际圈四通八达，他对任何人都以赤子之心待之，是一个知书达理的热心肠才子。师长辈如梁启超、林长民等人把他当成忘年之交，同辈中胡适之、陈西滢、张君励等人和他相交莫逆，可以说什么人都可以和他交朋友，没有人不喜欢他。
但是也是例外的时候，比如徐志摩和冰心。以前，徐志摩遇到冰心或找冰心约稿时，总是一贯地热情；清高的冰心对徐志摩素来不假以辞色。
冰心一向把贤妻良母作为自己的立世标准，她对于绯闻甚多的徐志摩一直闻心存成见，她甚至认为徐志摩就是一个轻浮、多情的纨绔子弟，同时她也认为徐志摩的诗歌太过悲观。
徐志摩是天性善良而热情的一个人，他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样，他总是抱着犯而不校的态度，一如初衷，从未因此而改变自己执忱的问候。
但是，这次相遇，冰心从《再别康桥》中认识到徐志摩的才气，于是她一改常态，对徐志摩表现的很是亲热，这让徐志摩感觉非常诧异。
据徐志摩在12月13日从北京给上海的妻子陆小曼信中说道：“……晚上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
这也是徐志摩记录下的唯一和冰心女士交往的珍贵资料。
冰心和徐志摩有过貌似亲热的交谈后，她和徐志摩一直维持着一种平淡的友谊，像以往一样，冰心也会在“新月派”编撰的刊物发表作品。
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受姐姐的影响，也喜欢文学，他也会写一些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以及胡也频、沈从文、丁玲等人主编的《红黑》月刊上。也正是在谢为楫的介绍下，冰心结识了沈从文、丁铃、胡也频等作家，从此她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1930年，谢为楫还挑选了自己发表过的七篇小说编为一个集子。徐志摩当时是“新月派”的盟主，在文坛上声誉极隆，同时他又是赏识谢为楫的伯乐。谢为楫于是邀请徐志摩为其题写了书名《幻醉小说集》，冰心为其作序。在10月版时，书名又改为《幻醉及其他》。
由此可见，冰心虽然对徐志摩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但是他们一直存在着文人间某种支持和联系。
林徽因和冰心自美国回国后，基本上都定居于北京，可是没有资料显示她们有更多的交往。
林徽因在1928年8月回国后，先是同梁思成一起赴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后生下女儿梁再冰后，因患肺病而不得不疗养
1930年秋，林徽因在徐志摩的劝说下，辞掉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在香山双清别墅养病。
林徽因性情豪放，冰心性情幽柔；林徽因一生为肺病所困，冰心的身体也不是太好，经常在病榻上缠绵；林徽因的肺结核是由于在东北大学时，被寒气侵入身体所致，是后天的；冰心则是经常咯血，是先天血管太脆所致。
冰心在美国留学时，就一直处于与病相伴的状态，《寄小读者》的大部分就是她在病榻上所写。1926年冰心回国后，一直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身体一直也不是太好，时常需要卧床静养，但这并不影响她在大学里授课和生儿育女。
徐志摩是1926年与陆小曼历经种种波折而结婚的，在当时的社会上可谓掀起轩然大波。婚后，徐志摩的家庭生活并不如意，陆小曼在上海的家中讲究排场、挥霍无度且又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让徐志摩备受煎熬。为了摆脱这种颓废的局面，经好友胡适等人推荐，徐志摩于1930年冬来到北京发展。徐志摩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两处兼职授课，以维持家用。
徐志摩来北京后，为了节省日常用度，一直寄住在胡适家中楼上，吃住都在胡家。因陆小曼一直不愿来北京，徐志摩每月都将两所大学薪水预支后寄回家去，自己只留三十元零用，可是陆小曼那边还感到入不敷出，不断地催他往回寄钱。
徐志摩的家庭困窘让北京的朋友看在眼里，胡适等人都认为陆小曼既然不肯来北京，徐志摩最好能下决定离婚。徐志摩心肠太软，他想到陆小曼是因他与前夫离婚，现在如果徐志摩再和她离婚的话，那陆小曼就完全毁了，因此不管朋友们如何劝，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
徐志摩在北京的最后一年，这位名满天下的名教授心情十分苦闷，衣服也破破烂烂无人打理，过的很不顺心。在授课的闲暇之余，徐志摩便经常携朋友们去探望在香山双清别墅养病的林徽因，其中随徐志摩常去的朋友有胡适、张奚若、金岳霖、沈从文、张歆海、凌叔华、叶公超等人。因此，虽然林徽因在病中，但是林徽因的声名不减，来宾都是饱学之士，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绯闻又再度在京城中传播。
这种情况持续到1931年，终于因冰心心血来潮发表的一首诗歌，使得一场波及冰心、徐志摩、林徽因的风波悄然而至。
（三）教母风波
1931年，著名女作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在上海创刊，丁玲便让她的好朋友沈从文代为约稿。沈从文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很顺利约了徐志摩、冰心、林徽因、陈衡哲等这些文坛著名诗人的新作。
冰心就是沈从文亲自找到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并留下了丁玲在上海办刊物的地址，由冰心把一首写于7月30日的诗作直接寄到上海《北斗》编辑部的。
这样，在1931年9月20日《北斗》的创刊号上，就出现了冰心的长诗《我劝你》和林徽因的《激昂》以及徐志摩等人的诗歌作品。
冰心在《我劝你》中的诗作中这样写道： 我劝你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虽然我晓得 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我又想到上帝创造你 曾费过一番沉吟。 单看你那副身段，那双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 还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灵。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满天的花雨， 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 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你是女神，他是信徒； 你是王后，他是奚奴； 他说：妄想是他的罪过， 他为你甘心伏受天诛。 你爱听这个，我知道！ 这些都投合你的爱好，你的骄傲。 其实只要你自己不恼， 这美丽的名词随他去创造。 这些都只是剧意，诗情，别忘了他是个浪漫的诗人。 不过还有一个好人，你的丈夫…… 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你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 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绝叫，哀呼。 他挣出他糊涂的罗网， 你留停在浪漫的中途。 最软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 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有永远的冷淡， 是永远的亲密！”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夜
冰心写于1931年7月30日的这首诗一经发表，即被诩之为创刊号的重头之作。这首诗明显有着“说教”的意味，就像冰心在诗中所说的“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一样，劝一个被诗人追求的已婚女人，因为诗人“还有一个好女人”，被劝者也还有“你的丈夫”，因此被劝者应该采取的行为是“只有永远的冷淡，是永远的亲密”。因为当时文坛上关于徐志摩和林徽因更度泛起的“浮言”流传的相当广泛，任何人都会联想到被劝者应该是林徽因。
丁玲作为冰心诗作的接收者和发表者，将诗的寓意和寓指写信告诉了代为邀稿的好友沈从文，并说了自己的看法。
沈从文又写信给徐志摩，称诗的作者为“教婆”，并且对“教婆”的说教不以为然，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说：“我这里留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丁玲是沈从文的好友，同时冰心等人诗作又是她经沈从文出面约来的，她将这些寓意和看法说给沈从文，是最正常不过的了。然后，沈从文又将这些原封不动告诉徐志摩，可见徐志摩在沈从文心目中的地位和熟捻程度非比寻常。
那么徐志摩和沈从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早在1922年，年轻的沈从文孤身闯荡北京（犹如现在“北漂”），只有小学程度的他非常热爱文学，他没日没夜的写作，不断投稿，但稿件常常是泥牛入海，有时甚至遭到一些编辑的冷嘲热讽，在北京苦熬了几年后，沈从文几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925年，沈从文在最为贫困潦倒之际，他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徐志摩，当时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发现了沈从文的才华后，在《副刊》上大量刊发沈从文的文章，这不只解除了沈从文的衣食之忧，也圆了他的文学梦。因此，沈从文一直把徐志摩看作是生命中的精神导师。
1928年，《晨报·副刊》停刊后，徐志摩从北京回到上海发展，沈从文顿失所依。经徐志摩向好友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推荐，沈从文被胡适破格延聘到中国公学去授课，也就是在中国公学，沈从文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张兆和（当时是他的学生）。胡适从中国公学辞职后，沈从文也随之去职。1930年，徐志摩又向好友杨振声（时任山东青岛大学样校长）推荐，沈从文又被杨振声延聘到青岛大学授课。因此，徐志摩待沈从文情深义重，沈从文也视徐志摩为恩师和兄长。
沈从文将“教婆”冰心的诗的寓意及丁铃的看法告诉徐志摩后，徐志摩那时经常去林徽因养病的香山双清别墅探视，有着“童真”般感情的诗人可能会对林徽因说起（即使徐志摩不说，聪明如林徽因者，也会从冰心的诗作领悟到）。
就事论事来讲，冰心如果私下来对林徽因讲这些话，林徽因有可能会接受并感激。但冰心这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公开劝诫，不但不能为人所接受，而且更象是揭人伤疤。
因此，心高气傲的林徽因反而会心生怨忿。
徐志摩这个人天性善良、敦朴厚道，自他知道冰心在诗作中对他颇有指责之意后，心中一直不安，他总想找个机会专门去向冰心登门请教，以用诚挚之意挽回冰心对自己负面的看法。
1931年10月底的一天，当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的徐志摩，抽了一个机会专门去燕园看望冰心。在冰心的家中，徐志摩虚心请益，谦逊的像个学生。
徐志摩对冰心说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在谈话中，他还在一张纸上随手写下了“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几个字，来说明自己的心灰意冷。
面对“教母”般的冰心，徐志摩临走时还诚恳地说了一句：“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但冰心未置一言。
徐志摩的心太好。想当年他和陆小曼在结婚现场，就让恩师梁启超痛骂一顿，但徐志摩并不以为忤，反而仍对梁任公尊敬有加，梁任公以后也对徐志摩一直非常爱护。
现在徐志摩也想和冰心化干戈为玉帛，想让一切人对他的不良印象能够有所改观，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啊。但可惜的是，徐志摩并没有得到冰心等效的回应。
（四）志摩之死
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的两所大学里同时授课，以便多挣一份家用，来维持上海陆小曼庞大的开支。陆小曼不肯来北京，这样徐志摩不得经常北京、上海两头跑，仅1931年上半年，徐志摩就在北京、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
徐志摩在北京大学的月薪是300块大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280块大洋，加起来是580元，可以说是北京城内挣钱最多的教授。那时银元很值钱，像清华、北大中的几位级别最高的著名教授挣的最高月薪是400块大洋，一般家庭20块大洋便可养家糊口，徐志摩每月除留下30块零用外，全部寄给上海的陆小曼，但陆小曼犹嫌不足。（其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中国营造学社供职，梁思成月薪400元大洋，林徽因月薪200元大洋，在当时属于富庶家庭。）
11月，徐志摩因陆小曼在上海所费太靡，他不得不经常到处借钱和预支薪水，感到经济压力很重。为了从一桩上海的房产买卖中赚取一点佣金，徐志摩决定回到上海，以作为中介促成此交易。
为节省路费，徐志摩由北京至上海往来之间都搭乘的是免费邮政飞机。
让徐志摩遗憾的是，他回到上海看到陆小曼仍是吞云吐雾的老样子，于是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房产买卖的交易也未有成效。
11月19日，徐志摩为了赶回北京上第二天的课，同时也为了赶上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国使节作的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讲演，搭乘飞机从南京返回北京。
不幸的是，这架邮政飞机因同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坠毁，徐志摩以身殉难。消息传开，举国震惊。
20日下午，徐志摩在北京的朋友们——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陶孟和、陈西滢、凌叔华、孙大雨等人，都聚集在胡适的家里，共同商议徐志摩的后事。他们听到徐志摩死亡的确信后，好多人都痛哭失声。
随后，他们立即电告山东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让杨向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沈从文等志摩生前好友传达。
冰心当时也住在北京，她不是徐志摩朋友圈中的人，但她和徐志摩另一个好友梁实秋交情颇深。
梁实秋和梁思成、吴文藻是同学，在1923年同冰心乘同一艘轮船赴美，在美国留学期间，梁实秋与冰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们之间书信不断。
11月25日，冰心在北京给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写了一封信。因5天前徐志摩刚刚去世，冰心在信中说了大量对徐志摩死亡评价的话。
“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
我仍是那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里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来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和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
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
说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在信中，冰心还说到了《我劝你》这首诗歌：“我近来常常恨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样的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无端我近来又教了书，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头痛心烦。………”
冰心的这通信，借徐志摩之死，向好友梁实秋直抒胸臆，将平时难得吐露的心声说了出来。在信中，冰心不但直承她和徐志摩“从来就不是朋友”，而且对徐志摩的朋友用“社会一班人”来指代，显示出自己对他们的不屑一顾。
冰心在信中说对于徐志摩“如今倒怜惜他了”的话，好像有同情之意，但是整通信读下来给人的感觉却毫无“怜惜”之感觉，倒隐隐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在里面。如果说“幸灾乐祸”有些过重的话，但至少能说写信人含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事不关己的看热闹心态。
在冰心的信中，她直指志摩死在“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并且更指出了“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这里说的“女人”，自然是指陆小曼和林徽因。
世人因徐志摩之死而埋怨陆小曼，是普遍现象，这也是陆小曼最为自责的地方。当时也有人埋怨林徽因，他们把当时徐志摩匆匆回北京遇难的原因，归结到是因为赶着听林徽因的演讲所致，这也让林徽因承受了不少的社会压力。
冰心写的这通信，更是明显得要把徐志摩的死往林徽因的身上靠，这种计较和刻薄一反冰心往日的“贤妻良母”和善于抒情的女作家形象，使她作为“圣女”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谴责态度暴露无遗。
那时，山东青岛大学的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人都是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更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在一起为徐志摩而悲伤的时候，肯定对徐志摩去世的因果多加探讨的，梁实秋也会转述冰心看法的。
徐志摩飞回北京的途中遇难，有多种的因素凑在一起。一是因为陆小曼不愿从上海到北京定居，徐志摩不得不经常两地奔波；二是陆小曼家用无度，徐志摩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回到上海促成一桩房产买卖，以赚取中介费；三是徐志摩为了节省费用，选择了安全性较低的免费飞机；四是飞机天气有大雾的因素以及飞行师的操作不当的原因；五是徐志摩必须回北京的大学去授课，第二天就有他的课程；六是当日确实有林徽因的演讲，他确实也想赶着回来。
因此，徐志摩的朋友们对于徐志摩当日飞回北京，认为有一个因素是想急着赶上林徽因当晚的演讲，尽管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冰心旗帜鲜明地认为徐志摩之死是“女人”的缘故，她直指“女人的坏处使他牺牲了！”。显然，冰心是“明指陆小曼、暗批林徽因”，但还是批判林徽因的成分在多一些。
在当时，冰心的这种说法虽然比较极端，实际上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
（五）徽因风采
1931年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就聘于中国营造学社就职，从此他们开始了中国建筑的研究之路。
在中国营造学社里，社长是朱启钤老先生，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和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是营造学社的两大台柱，林徽因名义上是校理（或参校），实际是梁思成的重要助手。
林徽因入职中国营造学社后，其蕴含的才华开始逐渐显露，开始放射出无比绚烂的色彩。1932年，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和《清式营造则倒·绪论》中，揭示出了中国建筑的大致规律，成为现代建筑领域研究中国建筑的具有奠基性质的学术论文，那一年，林徽因年仅28岁。
随后，林徽因又和梁思成在合著的《平效建筑杂录》中，首次提到“建筑意”的存在。林徽因饱含深情的写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
林徽因可以说从进入营造学社起，写的关于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经奠定了她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女建筑学家的地位。
梁思成在学术考察的研究中，沉稳、严谨、一丝不苟、博大精深，写出的文字也有类似特点。林徽因在文学的造诣颇深，行文非常有激情。因此，林徽因一直将梁思成要发表的所有研究作品，都亲自校正、修改，梁思成作品中最精彩、最激荡人心之处，都是林徽因作的“点睛”之笔，使得梁思成所有的研究论文既然有理性和科学的依据，又有气势如虹的流畅和激情，可谓相辅相成。
林徽因不仅在书房中进行建筑研究，而且也开始随着梁思成一起野外考察古建筑。那时交通环境极为不便，作为大小姐的林徽因不辞劳苦，随梁思成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进行古建筑野外考察，踏上了一条“朝圣”般的探寻中国古建筑的科学考察之路。在考察中，林徽因作为女性付出的常人难以预测的艰苦程度以及笃定的学术奉献精神，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那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北京北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的一个四合院里。这座四合院是两进结构，前院是大院，后院是小院，中间有旁门相连，前后院都能直通外面。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后不久，徐志摩的朋友、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金岳霖因为仰慕林徽因，将家和梁思成搬到一起，住在后面的小院里。从此以后，金岳霖一直过着“毗林而居”的生活。
金岳霖教授是湖南人，是个单身汉，热情好客，家里雇了一个很会做西点的和湖南菜的厨子老王，金岳霖的客厅就被来客称之为“湖南饭店”。这样，每到周六，就会有一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纷纷来到金岳霖家座谈，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沙龙聚会场所。
在金岳霖教授的沙龙里，最重要的人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平时客少，金岳霖就到前院同梁思成夫妇一同吃饭；每到周六，朋友们都来到金岳霖的起居室，林徽因夫妇就流入后面小院，和朋友们高淡阔论。林徽因漂亮、直率健谈又有才气，自然成为沙龙中的中心人物。
在沙龙中，常来的客人有邓以蛰、张奚若杨景任夫妇，陶孟和沈性仁夫妇、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胡适、朱光潜、费正清威尔玛夫妇等学界知名人物，也有像沈从文、李健吾、萧乾等文学界的朋友。
据金岳霖讲：“三十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即邓以蜇）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之一方面说‘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
这个沙龙聚集了我国知识界各领域精英，在当时北京城影响很大，林徽因也被人们视之为沙龙的女主人和组织者。
林徽因不只是人所共知的漂亮，而且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她不只在建筑学领域独领风骚，而且在现代文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
徐志摩在世时，林徽因受徐志摩影响，时常会写些现代诗歌，大多发表在“新月派”主办的《新月》杂志上。林徽因和“新月派”人士接触频繁，她也一直被视为“新月派”诗人。
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她的时间和精力大都用在建筑学研究和管理家务上。1932年8月，林徽因的第二个孩子梁从诫出生，她和梁思成终于有了儿子，全家都非常高兴。
1933年9月6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营造学社成员赴山西大同考察古建筑，在对大同云冈、华严寺及善化寺作了简单考察后，林徽因因为放不下刚刚一岁的儿子梁从诫，以及一直关注着好友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宜，便于9日晚乘火车匆匆返回北京。
1933年9月，徐志摩的两位好友杨振声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杨振声的声望较高，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能力强，虽说是两人共同出任《文艺副刊》主编，但杨振声只参与一些策划、组稿，具体的编辑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
《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是由清华大学教授、“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主编，由杨振声、沈从文接手主编后，《文艺副刊》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文学界起了很大的反响，导致“京派”作家群的产生，一大批作家团结在《文艺副刊》这个“京派”阵地的周围。
林徽因通过徐志摩认识沈从文后，和沈从文成为挚友的。因沈从文比她年长，林徽因也一直称沈从文为“二哥”。沈从文筹备副刊时，他就经常听取林徽因的意见。
9月23日，改版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重新创刊，林徽因在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惟其是脆嫩》，以示支持。在文章中，林徽因号召作家应该“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沈从文对于文学编辑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坚持《文艺副刊》不登载杂文，并且表示“不分门派、不看名气，只要文章好，一概都能见诸报端”。于是，很短的时间里，他就约到周作人、朱自清、凌叔华、卞之琳、冰心、巴金、叶圣陶等人的新作。
9月2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期（直至第十期）开始连续刊载的冰心的著名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文章里，冰心对林徽因和她的沙龙极尽讽刺影射之能事，在平津文化界再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六）恶意影射
冰心自1929年和吴文藻结婚以后，因丈夫吴文藻就职于燕京大学，她辞掉燕京大学的教职，而就聘于清华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但是家一直住在燕南园的高级教授二层小洋楼。
冰心一直身体不是太好，说话的声音不能大，常常上气不接下气，甚至呕血，经过检查，是血管太细所致，嘱医嘱经常需要静养。冰心29岁才结婚，在1931年，也就是她31岁的时候，她的大儿子吴平出生，这样，管理家庭和佣人也成了她的必须担负的责任。
因此有好长一个时期，冰心又是教书判卷子、又是养病，又是照管家庭，鲜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冰心夫妇都不是太张扬的人，吴文藻是个性格内敛的敦厚君子，他不是太善于交际，因此朋友圈较窄；相比之下，倒是冰心稍微活跃一些。他们也有他们的好朋友，比如罗隆基、梁实秋、时昭涵、赵清阁、龚业雅等人，但因都离得太远，不能经常相聚。
在燕园，冰心夫妇也有自己的聚会圈子，跟出国留学的洋派人物一样，他们有时也会参加一个“星期五叙餐会”。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冰心笃信基督教，这样参加集会的成员大都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美国的传教士等人，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结果。
冰心在知识界是一个内外反差很大的女性，那就是她内心锦锈有才华，但外在的容颜与穿着非常普通。一般人只要看过冰心年轻时的照片，就会觉得冰心不只是长相一般，而且穿着非常“老士”，这和漂亮而时尚的林徽因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许是冰心因为自己貌不出众，她为了更多的保护自己，养成了性格上面的敏感、矜持、清高的特性。
据冰心的好友梁实秋评价道：“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1933年，冰心看到林徽因并没有因为徐志摩的去世而星光暗淡，反之，一大群清华、北大的教授以及文艺界的朋友都聚集在她的家中，形成了一个北京城内最有名的沙龙，这让她感觉非常不爽。
在冰心看来，徐志摩就是一个有些才气的花花公子，林徽因和梁思成就是有钱的富家小姐和公子，尽管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领域已经“小荷才露尖尖角”，但这并没有引起冰心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在林徽因的沙龙里，荟萃了包括政治学（张奚若、钱端升）、经济学（陈岱孙）、社会学（陶孟和）、物理学（周培源）、文学（沈从文）、美学（邓以蜇）、历史学（胡适、费正清）等各领域的精英人物，冰心通通斥之为“社会一班人”。丈夫吴文藻时任燕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在声望不及陶孟和，但社会学公认的领军人物陶孟和（时任社会调查所所长兼北大教授）与吴文藻关系一般不说，竟然也为林徽因沙龙站台，吴文藻倒没觉得什么，性格急的冰心却感觉很不舒服。
冰心在文学界的声誉很高，但她在现实中并没有享受过如林徽因一样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冰心和林徽因同为福建闽侯同乡、同为女人，但她远不如林徽因漂亮、不如林徽因时尚。
冰心觉得就因为林徽因生在大官僚家庭，就因为林徽因会左右逢源，就因为林徽因漂亮才会讨男人们喜欢。冰心是不会参加林徽因的聚会的，也是看不惯林徽因被众人捧的局面。
1933年的中国，东北已经沦陷，处于国难当头的境地。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下一步肯定会先染指华北，继而进犯中原，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在这样局势下，林徽因等人却在“歌舞升平”之中，于是冰心决定以《我们太太的客厅》为题写篇文章，来挥舞道德的大棒，把林徽因等一班人讥讽一番。
1933年9月2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期（直至第十期）开始连续刊载的冰心的著名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冰心不愧是一个写文章的好手，她把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刻画的惟妙惟肖，非常传神。因为影射，自然可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放开了写，而不用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
“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地进来了，……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这是嘲讽林徽因韶华不再。
“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这是嘲讽林徽因孤傲和会讨男人欢心。在冰心在《我劝你》诗歌中说也写着劝林徽因“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最不爱听。”的诗句，两处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相互印证。
“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到一幅欧洲的名画。“这是嘲讽林徽因做作。
“我们太太笑道：‘快别起来，我只问你一句话，我举荐的那个诗学教授怎么样？’……我们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便敛容说：‘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同他自己的一本诗，上门求见，……’”这是嘲讽林徽因见风使舵。
“袁小姐是个画家，又是个诗人，是我们太太的唯一女友。……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黧黑。”这是嘲讽林徽因爱慕虚荣。
“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这是嘲讽林徽因的口是心非。
“彬彬有着长长的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而五岁的年纪，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这是隐射林徽因1929年出生的女儿梁再冰。
“陶先生是个科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局促，很缄默。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这是隐射社会学研究巨擘陶孟和的呆头呆脑，因为陶孟和对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并不赏识。
“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平，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里看到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是隐射诗人徐志摩的轻浮。
“教授约有40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这是隐射文化巨匠胡适。
“哲学家……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这是隐射清华大学逻辑教授金岳霖。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这是隐射清华大学年轻的政治教授钱端升。
“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便自己耽搁下来了。”这是隐射两年前来到中国的费正清夫人威尔玛，威尔玛是个画家，是个艺术家。
“彬彬跳了进来……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上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吗？’”林徽因喜欢看杨小楼出演的戏剧，这是隐射林徽因的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同时“老姨太”也隐射林徽因是庶出。林徽因母亲何雪媛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第一个妾，只生了一女，后林长民再次纳妾，生有子女多人，林徽因母亲何雪媛从此失宠。
“彬彬……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我们的太太忽然脸色一红，……”这是隐射林徽因父母的家庭内部之争，同时也隐射林徽因父亲林长民死于东北奉系军阀混战之中。
“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的，他在客人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这是文章开始处，隐射梁思成作为丈夫的无能。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这是文章结尾处，隐射梁思成的注重家庭。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的先生”的突然出现，破坏了“我们的太太”和“诗人”一同看戏的计划，使得“太太”不情愿地同“先生”一起回归家庭，“诗人”只得怅然离去。
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里，几乎将去林徽因客厅的来宾一网打尽，其每个人的特点都用廖廖数语刻画出来，栩栩如生，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小说来看，还是很见功力的。
《我们太太的客厅》有一种鲜明的虚无、暧昧、颓废色彩，冰心用调侃的手法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抨击。对于这篇文章的寓意，“太太的客厅”中的实际主人、哲学家的原型金岳霖教授这样说道：“在三十年代，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这样一来可真是把英国乡居富人的社交情况形容出来了。……这篇文章确实有这一好处。但是它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但是，冰心影射了那么多人，尤其对林徽因极尽抹黑之能事，甚至把林徽因所有的隐私都公之于众。在小说中，冰心辱及了林徽因本人、丈夫、朋友，调侃了林徽因的徐志摩的友情，还辱及了林徽因的女儿和父母。
当然，最让林徽因难以接受的是，冰心在辱及林徽因父母时，用“老姨太”影射了林徽因是由小老婆的母亲生养的，用“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来影射林徽因父亲在东北的罹难，这种辱人父母的做法可以说突破了中国人可以容忍的道德底线，令人触目惊心。
冰心的这种出自女人的嫉妒，让人不能不想到“最毒不过妇人心”这句话。
心高气傲的林徽因自然不会对冰心的“挑衅”无动于衷。那时林徽因刚从山西大同考察古建筑回来，带回北京一坛山西特产“老陈醋”，于是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城府颇深的冰心自然知道林徽因说她“嫉妒”，是在“吃醋”，但她居然若无其事地收了下来。
这件事是常去林徽因客厅的著名作家李健吾所透露的。李健吾原文是这样记述的：“（林徽因）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得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地趣事。冰心写了一篇文章《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七）徽因反击
《我们太太的客厅》篇幅较长，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不能一次刊完，因此从9月27日的第2期一直刊载到10月底的第10期为止。《文艺副刊》基本上4天出一期，那么在这么长的刊载期内，林徽因不能不做出一些反弹。
《我们太太的客厅》是以北京交际场为题材的讽刺性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是可以在生活原型上进行文学加工的，乍看起来，也不能指责作者什么。于是，林徽因决定用釜底抽薪之法，直接介绍小说中“我们太太的客厅”里的男女主人生活原型（梁思成和林徽因）所从事的研究中国建筑的伟大意义，以正本清源。
1933年10月7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期，刊载了林徽因的一篇文章《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附梁思成君通讯四则）》。在这篇文章中，林徽因慷慨激昂地反击了冰心对她和梁思成的污蔑： “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垂危地运命的时候，凭你有多少关于古代艺术的消息，你只感到说不出口的难受！艺术是未曾脱离过一个活泼的民族而存在的；一个民族衰败湮灭，他们的艺术也就跟着消沉僵死。知道一个民族在过去的时代里，曾有过丰富的成绩，并不保证他们现在仍然在活跃繁荣的。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再堕落的田地。睁着眼睛向旧有的文艺喝一声：‘去你的，咱们维新了，革命了，用不着再留丝毫旧有的任何智识可技艺了。’这话不但不通，简直是近乎无赖！
话不能说到太远，题目里已明显地提过有关古建筑的消息在这里，不幸我们的国家多故，天天都是迫切的危难临头，骤听到艺术方面的消息似乎觉到有点不识时宜，但是，相信我——上边已说了许多——这也是我们当然会关心的一点事，如果我们这民族还没有堕落到不认得祖传宝贝的田地。
这消息简单的说来，就是新近有向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几百年前他们同行中的先进，用他们当时的一切聪明技艺，所盖惊人的伟大建筑物，在我投稿时候正在山西应县辽代的八角五层木塔前边。
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说来容易，听来似乎也平淡无奇，值不得心多跳一下，眼睛睁大一分，但是西历1056年到现在，算起来是整整的877年。古代完全木构的建筑物高到285尺，在中国也就剩这一座独一无二的应县佛宫寺塔了。比这塔更早的木构已经专家看到，加以认识和研究的，在国内的只不过五处而己。
中国建筑的演变史在今日还是个灯谜，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相当的把握写部建筑史时，那部建筑史也就可以像一部最有趣味的侦探小说，其中主要的人物给侦探以相当方面和线索的，左不是那几座现存的最古遗物。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找到一个，而宋代所刊《营造法式》又还有困难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这距唐不久，离宋全盛时代还早的辽代，居然遗留给我们一些顶呱呱的木塔、高阁、佛殿，经藏，帮我们抓住前后许多重要的关键，这在几个研究建筑的死心眼人看来，已是了不起的事了。
（然后是梁思成致林徽因短函四则）
……这一段小小的新闻，抄用原来的通讯，似乎比较可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又可以保存朝拜这古塔的人的工作时的印象和经过，又可以省却写这段消息的人说出旁枝的话。……”
林徽因这篇文章是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与建筑有关的文章。林徽因当时在《文艺副刊》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并不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普及建筑学知识，而是希望通过披露梁思成的工作性质以及付出的努力来堵住对人们对“太太的客厅”里颓废情调认识的悠悠之口，还真正搞学问的人的一个清白。这也是林徽因在《大公报》上公开对冰心所作的一个强有力反击，以正视听。
林徽因面对冰心对自己、家人和朋友的中伤、抹黑，大气凛然、声势激昂地来辩护，她用事实来说明她所从事的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这种正面接战的做法显示林徽因恢弘的气势和高尚的爱国情操。
林徽因凌厉的反击，很快得到了冰心强硬而富有弹性的回应。
冰心所写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在《文艺副刊》上连载的，从9月27日开始刊载至10月底刊载完成，分别载在九期当中。冰心是边写边投，实际她最终完成此稿是在10月17日夜。林徽因的反击文章是在10月7日发表的，显然冰心在创作期间是看到了林徽因的文章的。
从冰心的小说内容来看，冰心在看过林徽因的文章后，在创作中依然对林徽因影射的恶劣程度，不但未见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比如，在后面用重笔刻画了“客厅女主人”的轻浮和暧昩，不只如此，冰心还加入了“老姨太”的情节，以讥讽林徽因是小老婆生养的、是庶出，这种家庭隐私是时人最为避讳的，冰心竟置之不顾，可见冰心对林徽因已经恨到一种极端的程度。这也显示了冰心对林徽因的态度更趋强硬的一面。
不过，与冰心对林徽因的影射描写的更趋恶劣相比，冰心对梁思成的影射对象却是180度的大转弯，变得笔下留情。
冰心在文章开始，把“我们的先生”用虚笔勾勒成一个“窝囊、猥琐、市俗”的人物，在文章最后“我们的先生”终于出场，笔锋一转，“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形象。从行为上也写成一个顾家的好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林徽因那篇文章的影响。而这显示了冰心对梁思成的态度变得富有弹性。
冰心的文章最后，以“诗人”怅然离去，“我们的太太”和“我们的先生”回归家庭，小说收笔。
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引起平津及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鉴于冰心的文章影射太过明显，几乎所有的阅读过此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冰心影射的是林徽因等人。
陈意是梁思成同学兼好友陈植的姐姐，也曾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回到燕京大学教书，和冰心一家同居于燕园，和林徽因以及冰心的关系都很密切。据陈意晚年告诉别人：“冰心的《太太的客厅》是讽刺林徽因和徐志摩的。”
金岳霖教授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好友，时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教授晚年曾谈到“太太的客厅”这个话题，他认可了冰心是在讽刺和批判林徽因，不过他出于对林徽因声誉的考察，希望让人们把“客厅”的主人的视线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据金岳霖教授说：“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
萧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继任主编，一直到晚年，他还对跟从沈从文去拜访林徽因居住在“北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念念不忘。
文沫若是著名作家萧乾的夫人，萧乾、文沫若夫妇和林徽因以及冰心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还亲切地称冰心为“大姐”。据文沫若回忆：“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其表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当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在京津的“京派作家”中，人们都知道冰心是在刻意的嘲讽、打压林徽因，但是大家显然没有受到冰心的这种影响，林徽因依然是“京派作家”中最爱欢迎和最活跃的人物，她的沙龙依然是车水马龙。
（八）京派文坛
林徽因在经历了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打压后，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反而她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华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在“京派作家”圈中，林徽因依然是最为活跃和最爱欢迎的人物，她的沙龙也依然是鸿儒云集。
1931年至1937年间，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这段时间里，林徽因的身体相对较为健康，物质生活最为优裕，尤其是她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的显露，成就了她个人创作的黄金时期。
林徽因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沈从文以及继任主编萧乾关系相交莫逆，从《文艺副刊》的创刊到后来的《文艺》，林徽因不但在策划、组织方面给以推动与促进，同时也以创作实绩予以大力支持。据统计，这个阶段林徽因共发表了34篇文章，有散文、诗歌、小说和评论。
当时，《大公报·文艺副刊》是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报刊，从创刊到1936年6月，刊物固定读者已达20万人。正因为有了《文艺副刊》这个媒介，林徽因在读者群体中有了很大声誉，她也成为沈从文身边最具影响力的“京派作家”代表人物和重要作家，这也奠定了林徽因在文坛中的地位。
林徽因家的客厅成为作家们经常聚会之地，为聚拢“京派作家”起了重要作用，人们往往以一登这所著名的文化沙龙为荣。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萧乾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去梁家的情形： “我怯怯的随着沈先生（沈从文）跨进北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指徽因在文学上提携后进）”
林徽因具有过人的才华、热情和能力，在北方文坛上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重量级人物。她每次都会出席《文艺副刊》的约稿会，发表宏论；她还设计了包括北京大学地质馆在内的一些建筑物；她与闻一多、叶公超等人筹备和创办了《学文》月刊；她为曹禺进行过舞台及布景设计；她还经常出席朱光潜、梁宗岱组织的一月一次的诗歌和散文沙龙。
1935年，青年作家萧乾接替沈从文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据萧乾回忆：“我们（指林徽因）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
1936年，林徽因应邀选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并为之作序。同年9月，《大公报》举办文艺作品征文比赛，林徽因和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巴金、李健吾、靳以加上在政汉的凌叔华，一共十人担任《大公报》文艺作品征文的评委。
在这十位文坛巨擘中，并没有冰心女士的名字，由此可见林徽因不但在北方文坛的名头已盖过冰心，而且其威望已为文坛所公认的了。
1936年10月，日军加紧侵略华北的步伐，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潮。平津文化界共104人签名，准备在《大公报》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向执政当局提出“抗日救亡八项主张”。可惜的是事情传出后，遭到国民党当局严厉追查及强大压力下，迫于情势，《大公报》最后没敢公开刊出。
在这个宣言的这104个发起人中，有燕京大学21人、清华大学14人、北京大学15人以及其他单位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这些发起人包括徐炳昶、顾颉刚、杨振声、张奚若、沈从文、金岳霖、钱穆、朱光潜、冯友兰、叶公超、陈梦家、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但是冰心和吴文藻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上。
由此可见，冰心不但在华北文坛上已经落在林徽因的下风，其在华北文化界也远不如林徽因活跃。
冰心和林徽因同属“京派作家”，冰心通过《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林徽因进行讽刺和打击后，显而易见的是“京派”人物大都站在林徽因这一边，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冰心是名满天下的女作家，但是这样一位女作家却是受到的非议颇多。
1929年2月，《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发了张荫麟的一篇名为《所谓“中国女作家”》的文章，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张荫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是当时极具名气。早在1933年杨振声、沈从文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前，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是《文艺副刊》的主编，张荫麟等人协助，担任编辑职务。张荫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史学界极受重视，著名教育家梁启超先生称其为“天才”，国学大师钱穆称其为“天才英发”，并说“张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史家大家陈寅恪更是对其推崇备至，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之身也。”可见，能够得到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批评，也可说明冰心在文坛的影响之大了。
学界巨人的恶评也还罢了，但更让冰心想不到的是，十年后的1945年，在上海的“海派作家”居然横空杀了出来，也把冰心狠狠的刻薄了一回。
刻薄冰心的是“海派”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据1945年4月的《天地》杂志中张爱玲发表的《我看苏青》中，文章写道：“如果必须把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张爱玲是如此说，当时作为《天地》杂志主编的苏青的说法却更为尖酸刻薄：“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的文章了。”
冰心真是躺着也中枪。以前她抵毁别人的名誉，现在反而别人凭空又抵毁她的名誉，不知道她会如何的感想。有一句话，用这里非常恰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冰心是近现代知名女作家，可谓名满天下。“京派”和“海派”都对她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太高的评价，在她们这个大师级别的近代作家群体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九）抗战逃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重要大学及机构纷纷踏上了南渡之路，梁思成一家以及冰心一家也随之加入了向南流亡的大军之中。
梁思成、林徽因当时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为了不当亡国奴，梁家一行人只带了一些铺盖及随身首饰匆匆离开北京。历经舟车劳顿之后，他们先至长沙，后到昆明，最后落脚于四川李庄。
梁思成一家（梁、林、梁从诫、梁再冰、徽因母亲）逃难的过程极为惨烈：他们全家从北京逃往天津时，竟然和日本兵散坐于同一个火车车厢，后来“天津到长沙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好不容易到达长沙住下后，却在一次日本军机突袭中，住房被完全炸毁，全家被从室内炸出幸免于难，但除了一些首饰外家计全失。
到达昆明后，梁思成一家先住在一个叫“止园”的地方，后又搬至巡津街九号的一所房子，最后搬至近郊龙头村。正是在龙头村，林徽因盖了自己的一所房子，用掉了包括老母亲首饰在内所有值钱东西，彻底变成赤贫人家。
1940年底，梁家又从昆明转迁李庄后，全家已经一贫如洗，林徽因的病疾加重，以至常年卧床不起，苦不堪言。但他们一直没忘掉建筑研究的宏愿，也一直做着建筑研究的事业，直至支撑到抗战结束。
冰心一家的南渡经历，就比梁思成他们舒服了好多。他们全家（冰心夫妇、三个孩子、佣人富奶奶）是先去香港，再乘坐轮船到越南的海防，然后乘小火车赴昆明。 冰心他们从北京逃难时，什么也没带，却一直带了一张庞大而笨重的床，据说没有这样的床冰心就睡不着觉！一路之上，到处都是惨不忍睹、颠沛流离的逃难人民，冰心却一直能带着这着床畅通无阻，可谓是南逃的知识分子中最会享受的人啦，当然和她们一起逃难的，还有一个为她们全家做家务的女佣富奶奶。
冰心一家在昆明最早住在螺蜂街和维新街，那时林徽因一家住在巡津街九号，两地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尽管她们彼此都知道相互的存在，但是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口述中，并没有她们相互交往的经历。
随后，冰心一家迁往昆明近郊呈贡县的“默庐”，林徽因一家迁往昆明近郊龙头村，距离远了，进一步降低了交往的可能性。可见，冰心和林徽因的矛盾也影响到了梁思成和吴文藻的同窗之情。
在昆明，可以说冰心一家的行止是围绕着吴文藻的事业而决定的。
吴文藻作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抗战前他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8年在他决定南渡的时候，燕京大学还没有从北京撤往后方的计划。因此，可以说吴文藻当时已经脱离了燕大而单独行动了，这种不愿在敌占区当亡国奴的想法，是值得称赞和推许的。
到昆明后，吴文藻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的批准，用英庚款在云南大学开设社会人类学讲座，后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创办社会学系任系主任。在云南大学，吴文藻和他的弟子费孝通等人一起开展了社会学中国实地调查考察活动，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方重镇。
刚到昆明时，吴文藻一家住在城内，因日本不断轰炸，吴文藻一家便迁至昆明郊外的呈贡县，住在华氏墓户，冰心为之改名为“默庐”。冰心这个时期大部分作为家庭主妇打发时光，有时也为当地的中学做免费义教活动。
冰心一家在呈贡居住期间，她收到在重庆的留美同学（顾毓琇或蒲薛凤）的一通信，信中讲道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出缺一位文化事业部部长，在妇指会进行的座谈中，她们便提到谢冰心的名字，时任指导长的宋美龄对之十分感兴趣，表示希望很快见到她。
宋美龄是当时国民党领袖蒋中正的夫人，正在重庆领导新生活运动，她主持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是全国妇女运动的最高指导机关，担负战时劝募、慰劳等工作。宋美龄还是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姐，冰心1924年入学的时候，她就听老师们说到1917年毕业的中国女生宋美龄聪明、漂亮等故事。因此，冰心接到来信后，欣然应允，恰巧吴文藻要去重庆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于是他们同时乘机前往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里，冰心受到宋美龄在黄山官邸的三次私人会见，期间也有蒋中正和吴文藻的间或参与。在这三次会见中，冰心和宋美龄一见如故，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其双方都有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学的共同经历和话题，这无疑对她们彼此产生好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宋美龄的安排，冰心和吴文藻同意到重庆来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随后得到明显的提升。
在重庆冰心得到蒋中正夫妇如亲人般的优待，冰心甚至享受过宋美龄的家宴以及宋美龄在家中亲手制作的咖啡。冰心和宋美龄常有交往，冰心为了表示她对宋美龄的崇拜之情，她甚至将自己的发型都做成“仿宋式”的。
在冰心的心目中，宋美龄就是个天底下最完美的女人。
她曾经这样对宋美龄赞美道：“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非常民主而且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她行动敏捷、态度活泼而温和，尤其是有出色的决断和勇气。”
1940年11月，冰心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佣人富奶奶乘飞机直飞重庆，冰心的好友顾毓琇（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蒲薛凤（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到机场迎接。冰心全家的行李和家具包括冰心睡惯的大床等物，都由一辆大卡车拉走。
当时的昆明可以说是全国文化的中心，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分设研究所，教育界、知识界的精英非常集中。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以研究学问为荣，以在政府做官为耻，这一点很像魏晋士子遗风。
冰心将要到重庆做官的消息很快传播了昆明全城，成了昆明知识界口口相传的一条新闻。对于冰心要到重庆做官，而且在国难期间还奢侈到走到哪里还一直带着自己的笨而大的木床，更是引起在昆明的知识界有识之士的愤慨。
林徽因那时经常和美国的好友费正清夫妇通信，在一通信中，林徽因对费正清夫妇娓娓而谈：“但是朋友‘Icy Heart’（冷漠、忧郁、寒冰之心，指冰心）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徽因注：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关系弄来的专用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就是生活。”
与之有鲜明对比的是，也就是在11月底，林徽因带着全家也踏上了从昆明去四川李庄的路途。林徽因乘坐的是敞篷卡车共有三十余人混杂在一起，年龄从70多岁的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应有尽有，因为乘坐人太多，人们只好骑在行李包上。在经历三个星期的长途颠簸之苦后，最终到达李庄。也就是从这趟非常辛苦的旅程后，林徽因彻底病倒，从此失去了健康。
（十）抗战岁月
1941年底，冰心到达重庆后，来到妇女指导委员会任职。其时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是宋美龄，张蔼贞是英文秘书兼总干事，史良任联络委员会主任，吴贻芳任执行委员，刘清扬任训练部长，沈兹九是文化事业部部长。
冰心来到后接替了沈兹九的文化事业部部长的职务，吴文藻则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
冰心夫妇的迅速崛起和宋美龄的提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铸就了这对夫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学传奇。
冰心在妇指会里任部长后工作繁忙，好多事情都要操心督办，这让一向闲散惯了的她很不适应。妇指会的人员组成看上去大多是爱国民主人士，但内部在相当复杂，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进步青年、地下共产党员等各种势力。冰心来的晚，各种力量都在争取她，这也让一向远离政治的冰心感到不知所措。在妇指会干了4个月后，冰心逐渐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自己就根本不是当官的料，于是她决定以健康原因辞职。
冰心的请求得到宋美龄的充分理解，经过宋美龄的安排，圣眷正隆的冰心除还担任着妇指会委员外，又被以“社会贤达”的身份邀请成为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参政员，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后，冰心将家迁置在歌乐山的“潜庐”，从此她在歌乐山生活了5年，直至抗战胜利。
在歌乐山，冰心的家庭固然因为抗战而略显清贫，但是她们夫妇都在中央任要职，薪资不低，在同时代中算上等人家啦。冰心无俗物缠身，身居环境幽静，非常适宜创作，因此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著名散文《小桔灯》）。
冰心在文学界浸润很久，也有一定的名望，因此她所住的“潜庐”也常常会有一些文化界人士光顾，比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梁实秋、茅盾、史良、刘清扬、赵清阁等人都是冰心家中的常客。
冰心在歌乐山过着安谧而逍遥的日子的时候，林徽因却因疾病和生活条件的恶劣陷入了人生最黑暗的境况之中。
林徽因自从随中国营造学社由昆明到达四川李庄之后，就因病患而几年卧床不起。由肺结核而引起的肾病把这位一代才女折磨的奄奄一息，但因条件所限，她得不到任何医疗条件的救助和营养的给补。
其时，同在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成之弟）也因肺病加重命悬一线，这让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忧心忡忡。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特别富有正义感的著名历史学者，他当时不仅担任史语所主任所长，而且还应邀担任国民政府参政员，深受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器重，在政治和学术界拥有很高声望，可以说是民国期间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抗战期间，面对林徽因和梁思永的不幸遭遇，深知从正规途径拨款医治已无可能。为了挽救林、梁二人的生命，傅斯年破例向朱家骅（傅斯年的好友，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进言，希望蒋中正主席能拨一笔特别款来解燃眉之急。
1942年4月18日，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傅斯年写道：“骝先（朱家骅字骝先）吾兄左右：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肺结核），卧床二年矣。思永是……。梁任公（指梁启超）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傅注：在君语）（丁文江字在君）。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妨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蒋中正首席秘书）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蒋中正）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
……弟平日向不赞成此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在傅斯年的信中，可见林徽因的病到了何种危急的程度，因为“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此一句便说明林徽因和梁思永病情相当危重，已经命悬一线间也。
傅斯年的求助信在四个月后就起到了作用。经陈布雷（蒋中正首席秘书）、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经济部长）的陈情，蒋中正特拨“医药暨学术补助金”2万元，派人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
傅斯年为了使梁氏兄弟不致因接到2万元补助突然而不知所措，特地将他致朱家骅的信函抄件派人送到梁思成夫妇，告知事情缘由。
林徽因当时正在李庄长期病卧，梁思成刚好去了重庆。林徽因突然收到上面拨下的2万元巨款，和傅斯年的信函，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她十分感动。于是，性格直爽的林徽因马上给傅斯年回函一通道：“孟真先生（傅斯年字孟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而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阴又失之交臂。
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雄才大略的傅斯年出于爱惜人才、保护国家精英的考虑，主动替梁氏兄弟解困，当局也依议而为，造就了这一桩善举，诚为慰也。
在傅斯年的信中，特别提到林徽因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则更给了林徽因精神上的莫大的安慰。因此，林徽因在复函中深有感触的说道：“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
其时，冰心、梁实秋和傅斯年等人同为国民政府参政员，但显然傅斯年对攀龙附凤、圣眷正隆的谢冰心并无好感。
傅斯年对林徽因高于冰心的评价，也代表了民国知识界人士相对主流的观点。
（十一）殊途同归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苦难生活终于熬出了头。在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矢志不移、苦心孤诣地专注于中国建筑研究事业，其甘守清贫与寂寞的精神彰显出品行高洁的光辉，激励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梁思成对抗战时期的林徽因有这样的评价：“近年来，她（林徽因）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坚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
在李庄，梁思成除了在中国营造学社进行常规的研究和出版汇刊处，还完成了夙愿《中国建筑史》的巨著以及一部分北宋《营造法式》的研究。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界具有里程碑意义，林徽因除了对其中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还进行了全稿的校阅补充。因此，可以说林徽因是这部巨作的一半著者才对。
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八年艰苦的流亡中，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47年12月，回到北京的林徽因不得不做了左肾切除手术，在美国考察现代国际建筑教育的梁思成专程赶了回来陪伴。
复员后，梁思成和林徽因选择了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原班人马也由建筑研究转型为建筑教育。经过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白手起家、苦心经营，建筑学很快成为清华大学的招牌专业，梁思成也被誉为“国宝”级教授。
冰心夫妇在抗战后，则和林徽因夫妇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
吴文藻作为著名学者任职于国防最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吴文藻的学术影响力大为拓展。1944年底，他到美国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邀请吴文藻担任代表团政治组长兼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同年11月，吴文藻回国把冰心等家眷接到日本东京。
战败的日本再也没有那么飞扬跋扈了，而且是表现的非常谦卑恭良。冰心作为战胜国的军事代表家属，享有很多的外交特权和优待，生活起居被日本政府照料的无微不至，这日本的几年也是冰心在一生中享受最多的时候。
在日本，冰心遍游园林之胜，尽享美食之珍。闲暇之余，她还会做一些中日妇女友好的交际活动，有时也在日本的妇女杂志上发表一些观感，还曾在东京大学讲授过中国新文学史。1947年冰心还以参政员的身份满怀喜悦之情回到南京参加了期待已久的国民政府参政会。
就在冰心夫妇在日本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的时候，国内局势发生逆转，共产党军队横扫国民党军队，新中国于1949年宣告成立了。
在日本东京，吴文藻看到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作为国民党政府派驻在日本的代表团所起的作用也将日渐式微，没有前途可言，于是在1950年5月辞去公职，通过朱世明将军的私人关系，暂时以《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居留东京，考虑下一步打算。
对于吴文藻来说，或走或留、去往何处，他进入了一个艰难的人生决择时刻。吴文藻作为一个和国民党政府有着渊源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并没有过接触，因此他不知道回国是否受欢迎。在一份给友人的信函中，吴氏说道：“无论是好是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并且为过去没能走中间道路付出代价。”
对于冰心来说，她是愿意回国的。在中国冰心是受欢迎的进步作家，她和周恩来、郭沫若、矛盾、老舍等人都有过良好的接触，新中国政府也是希望能够争取她回国的。冰心虽也倾向于回国，但是她得以吴文藻的事业为主要考虑因素，因此她们一直在东京等待观望中。
经过一番运作，吴文藻这位有一定声望的社会学家得到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耶鲁大学聘请他在赴美从事研究工作，吴文藻在得到台湾政府的批准后，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是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吴文藻在东京申请赴美签证被拒，拒签理由是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法规，拒绝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入境。
美国去不了，日本不能留，台湾不想去，吴氏夫妇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但好在还有一条后路，那就是冰心一直和新中国在日本东京的联络人有联系，一直没把话说死。这样，冰心夫妇重新和中国新政府的联络人接头。
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冰心长子吴平在1951年7月被先送回北京。冰心夫妇于1951年8月回到香港，又在周恩来、罗青长安排的安全部工作人员接应下，回到了北京。
有趣的是，回到北京后吴平（冰心长子）十分仰慕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希望能够在梁思成的门下受教，有关部门便把这位20岁的青年安排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读。
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特别难进，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在前一年（1950年）高考中，因两分之差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失之交臂，只好屈就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来，梁思成夫妇还在清华大学里运作梁从诫的转系事宜，但因种种原因未果，这让梁思成夫妇非常失望（详情可见《转系风波》）。吴平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读，显然是高层统战因素所起的结果。
在清华大学，吴平和梁从诫作同期就读的同学，有过一定的交集，但是不可能是亲密的朋友。吴平虽然成为梁思成、林徽因的学生，但他们之间也鲜有交往的回忆和记录。
（十二）尘埃落地
1949年以后，梁思成夫妇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他们参与首都的市政建设、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国徽、阐述民族建筑风格等等，为新中国可谓鞠躬尽瘁，贡献了全部的精力。就是梁思成夫妇大展宏图之际，林徽因因病情恶化于1955年过早的去世了，令人非常惋惜。
梁思成在新政府中一直受到重用，五十年代一度受到批判，但随后化险为夷，雄心不改。“文革”开始后，梁思成受到造反派的摧残，于1972年因病情加重去世。
冰心夫妇则相对平稳。冰心一直从事创作活动，并一直在中国作家协会任职，还多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是新中国优待民主人士的象征；吴文藻则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致力于从事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
“文革”期间，冰心夫妇受到冲击，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夫妇双双被解放，从事政府安排的翻译工作。
“文革”结束后，冰心夫妇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成为国家重点保护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成为全社会普遍爱戴的文坛名宿
而这时，林徽因夫妇已经双双作古。
冰心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女性智慧，她从建国后一直到晚年，对自己与宋美龄夫妇的亲密关系刻意隐藏，“打死也不说”；反之，她对她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却高调宣扬。
冰心夫妇在抗战时期的辉煌经历是冰心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冰心担任“参政员”职务，也是她在建国前最引以为傲和热衷的事情。1994年，94岁的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是这样淡化这段历史的： “‘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1940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
冰心对于她本人的政治身份，则是仍采取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
而与此相对比的是，冰心在1991年写的《周恩来——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中，再毫无隐讳之意，而是用一种喜出望外的心情表示：“1941年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
一隐一扬，可见冰心处世方式的聪明之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也是对冰心老人的最好诠释。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老一辈文学家大都飘零凋谢，只有冰心和巴金成为硕果仅存的两位文学巨匠，因此这两位文坛前辈也被称为知识界的“国宝”级人物和文学界的“活化石”。那时的冰心在社会上的热度明显增加，她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系列与冰心有关的奖项和大型纪念活动也不断推出。
1900年，冰心奖创立；1992年，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设立；1992年12月，冰心研究会在冰心的故乡福州成立，冰心的好友巴金出任会长。在这前后几年，关于冰心的研究和宣传以及展览经常举行，冰心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新闻人物。
1992年6月，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老拜访已年届92岁的冰心，请冰心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舒乙是老舍的儿子，和冰心一家关系来往亲密，因此冰心情绪特别好，能够畅所欲言。冰心说：“将文章中的人与现实中的纠缠在一起很无聊，我过去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用真名，他们也无法与我打官司。《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林徽因，其实不是，我写的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
可能觉的自己说得有点多，冰心特意叮嘱来访者：“不要拿出去发表。”这也是冰心这位当事人对《太太的客厅》半个多世纪以来所作的唯一的一次澄清。
冰心所说的萧乾是我国近现代著名记者和翻译家。上世纪三十年代，萧乾在燕京大学读书，和冰心的三弟谢为楫是同窗好友，同为谢冰心的学生。1935年，萧乾接替沈从文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和林徽因、冰心等京派作家接触频繁，常常出入林徽因家的文艺沙龙，是《太太的客厅》亲历者。
萧乾和谢为楫一直保持着友谊，他和梁思成夫妇及冰心夫妇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一直称冰心为“大姐”，因此是和冰心非常熟悉而且信赖的同时代人。
冰心谈话时的1992年，萧乾作为名望很高的文坛名宿担任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但就是这位重要的亲历者，一直都坚持自己当年去林徽因家也就是北总布胡同三号，就是著名的“太太的客厅”。
冰心写《太太的客厅》时，写在客厅里挂的是女主人的照片，这是陆小曼家居的惯常的布置。在冰心写《我们太太的客厅》时的1933年以前，陆小曼的家居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和徐志摩结婚前，在北京居住时和前夫王庚婚姻状态中；一个是和徐志摩结婚后，在上海居住和徐志摩婚姻状态中。但是可以说除了照片的情况可以吻合外，其他诸如来宾、家庭关系等情况都和小说描写的不搭。
因此，从《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全面内容来分析，显然影射林徽因的相似处实在太多太多。冰心在60年后移花接木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梁思成、林徽因作为中国建筑研究的先驱已经名垂青史，永远为后人所追念。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沉沦于民间，凄惨度日。陆小曼并无子嗣，建国后，她作为政府供养的画师而去世。
历经百年沧桑的冰心对林徽因和陆小曼的人生成就是非常清楚的，最后冰心把《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安排在陆小曼身上，和她写《我劝你》的诗歌时的心情如出一辙，都是使自己站在超然的“圣女”的立场上，评判世人的纷纭。
阅历丰富、处事圆通的冰心希望自己避开社会贡献极大、社会评价极高的一代才女林徽因这个雷区，转而踩向孤力无援的苦命人陆小曼一脚，其中蕴含的想法可谓意味深长，冰心的“人情练达”也再次得到印证。
冰心对舒乙这样关系亲密的世交晚辈能够畅所欲言，主动提起“太太的客厅”和林徽因；但是她对于想得到林徽因珍贵史料的其他陌生来访者则是三缄其口。
据林徽因研究学者陈学勇说，他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
1997年，著名报刊主编柯灵老先生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因为出版社聘请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而不肯授予版权。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和林徽因研究学者陈学勇很熟悉，于是希望通过陈学勇促进此事。
梁从诫和陈学勇接触过程中，谈到冰心时，“怨气溢于言表”。后来，陈学勇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梁从诫，这样林徽因小说集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然后，等到第二辑丛书在1999年12月出版时，99岁的世纪老人冰心已经在半年前的2月份去世。
冰心的去世，标志着林徽因和冰心这两大才女的恩怨划上了句号。纵观林徽因和冰心的爱恨情仇，仿佛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迎面扑来。历经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所有的重要关系人都相继离世，浩渺时空中，留下的是她们那永远不朽的传奇和传说。
是受泰戈尔的影响，崇尚爱的哲学，主旋律是母爱、童真、自然。
大家好，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击上方的关注哦！
提起冰心，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听过她的作品，冰心原名谢婉莹，她是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散文家。她给读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下课面为大家介绍冰心作品中最唯美的经典语录，句句真挚温暖，只读一遍就被吸引了。
《繁星》和《春水》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冰心创作的两部诗集，二者是姊妹篇。《繁星》、《春水》中，有许多诗都是蕴涵着深刻思想的哲理诗。这些深刻的思想往往都是和诗中描绘的具体形象以及诗人深沉的思绪揉合在一起的，因而仍然具备着诗的情绪，有着诗的美感。
纤柔是冰心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冰心的诗，无处不表现出一种女性的纤柔。以她“满蕴着温柔，带着忧愁”的抒情风格，感情深沉浓烈地歌吟着纯正的爱，描绘着大自然的美；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
冰心的诗内容非常丰富，她的这些无韵小诗有向往的，追求的，爱的，憎的，梦一般朦胧的、幻灭的，每题小诗对于不同的读者，给予的感受会因不同的经验、知识、阅历、艺术修养而不同。
如果喜欢就点赞并转发吧！小编需要你们的支持